3月23日至3月28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教授在線上給6774澳门永利師生作了5次主題講座，主題分别是“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政府行為研究中的社會學問題”“曆史維度的引入及其重要性”“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重要性及其進入路徑”“中國社會理論的基礎”。這五次講座不僅彙集周飛舟教授不同時期研究成果的精華，也包含他對個人治學和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發展的思考。5次講座主題層層深入，前後相連，邏輯緊密，可謂一場學術思想盛宴。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啟動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路。社會學的重建恰逢其時，在費孝通等前輩開創的田野研究學脈的指引下，一批批學人紮根基層，考察中國社會複雜變化以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多樣形态。城鎮化是一條重要的研究線索，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國時期的城鄉社會調查和民族志工作，後又延至改革開放後的鄉鎮企業研究、城鎮化研究等，積累了一代代學人的研究基礎和思想精華，貫穿了中國社會學者對于城鎮化與國家-社會關系問題的探尋。

周飛舟教授的研究即承接了這樣的傳統，他早年做的農民負擔研究、鄉鎮政府行為研究、分稅制改革研究、土地财政研究均涉及“城鎮化”影響農村社會的不同層面。周飛舟教授特别以“财政”問題來說明城鎮化中的社會學視角。他指出，财政并非僅僅限于資金使用、預算制定等問題，其牽連着不同主體和行動者，涉及從國家到社會的多重複雜關系，而社會學一般會從一組關系背後來看另一組關系的實踐特征，并将這種關系視為動态的實踐過程。比如1990年代的農民負擔問題的源頭即來自分稅制改革引發的中央-地方關系變化——特别是縣鄉關系的變化對于基層農村的影響。“城鎮化”研究亦引出“政府行為”研究脈絡。從鄉鎮企業發展時期到城市化全面推進時期，周老師指出，社會學在分析政府行為時先後形成了三種範式：利益結構分析、制度分析、邁向有曆史維度的政府行為分析。它們相繼疊起，與改革進程和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國改革進程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與經濟學、政治學的視角不同，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在分析政府與企業、市場的關系時，更加注重社會關系的作用。周老師還指出，在對政府行為的田野觀察中，可以發現不同社會現象的有機關聯。他以成都農村的田野研究為例，發現農民上樓和資本下鄉——這兩種看起來關聯不大的現象，實際上是與近年來國家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尤其“增減挂鈎”政策的推廣、地方政府的制度變通有關。由此，與田野觀察緊密相關、以經驗現象為中心也是政府行為研究的一大社會學特色。

作為城鎮化和政府行為的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周飛舟教授在此次講座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由于社會學研究使用了很多管理學、經濟學和組織學的假設，具有濃厚的政治經濟學色彩，常常會簡化甚至忽視“社會”乃至“人”的面向。比如就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關系現象來看，社會學研究的“非正式”視角會将關系視為次要的甚至是落後的、幹擾性的，認為關系需要在組織和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過程中被逐漸清除掉，“還原論”視角則把社會關系網絡看成行動者的權力和利益的交換網絡。如此，關系研究本身被置于特定視角的盲點乃至有色眼鏡下，懸置和屏蔽了關系現象的豐富社會意義。周飛舟教授特别指出，類似問題不僅存在于城鎮化和政府行為研究領域，還普遍泛濫于中國社會學界，比如，研究者常常使用外來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經驗現象，卻不去不反思外來理論的前提預設和曆史背景；或在經驗現象基礎上發明概念，卻不去思考它的深層意義，甚至随意發明概念；或對理論存在“拿來主義”的取向，隻重分析不重提煉……這讓我們對社會的觀察很可能隻得其表而不得其裡，問題的根本原因乃至于——理論自覺的缺乏。

在第三、四、五場講座中，周飛舟教授引入中國傳統社會思想，說明其重要性和理論意義。他指出，傳統社會思想富含着中華文明的家庭、人倫、孝道、關系等社會機制，且迄今都能在當下的社會看到蹤迹，對這些思想的追溯有助于發現一些“别人看不見、内部人不言而喻的、難以言傳的東西”。他特别引出費孝通先生晚年寫的論文——《試探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指出文中談及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中需要意會的社會生活，需要我們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才可以體悟，其中的一條進路就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中找到理論資源。周飛舟以最新完成的一篇論文為例，指出中國人的社會關系是以“祖-父-子”三代為基本單元的，而不是父子之間的對子關系。由此，中國社會的行動倫理是以三代關系作為基礎，即“為人父的前提是為人子，而為人子的前提是為人孫”，父子之間存在仿照對方承擔不同的家庭角色行為，就此建構“慈”與“孝”的行動倫理。這一發現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如下問題——如何理解家内的行動倫理與家外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傳統視角一般将家庭孝道視為破壞社會結構的根源，其背後潛藏着西方社會的“個體本位”理論。周飛舟教授指出，這種視角與中國非個體本位的社會結構存在張力，以家庭内關系出發，能夠深刻還原“孝”作為行動倫理意義的面向，說明中國人的“人本主義”是以父母祖先為本，追求“以生命延續生命”的人文理念，揭示孝的社會實踐是基于父子一體、母子一體的感通，由此，“一體的孝”不是以自己盡心為滿足，而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經此行動倫理，籍由親疏遠近和人倫關系而推以及人、老幼及天下。在回答疑問時，周飛舟老師還提出，他并不是簡單倡導社會研究要像他那樣做關于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研究文本，而是說，社會學理論需要與我們幾千年文明傳統相連的思想文化相聯系，以此發現我們現實生活和曆史中難以言明卻真實存在、而且迄今仍對當前發揮影響的社會機制。就此而言，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更多是一種思想涵養層面的自覺，而不是單一皈依或迷信某類理論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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