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至16日，我院劉成斌教授和2020級博士研究生王荊川參與了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辦的以“‘封城之下’——疫情重災區的社會生活”為主題的研讨會議。本次研讨會将疫情時代封城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目标是研究封城是如何在世界各城市廣泛體現的，以及它對城市社區産生的深遠影響。此次會議選擇了11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城市，重點了解在封城期間城市居民的生存情況，以及封城如何以多種方式改變城市生活和社會空間。

本次研讨會分兩天進行，開展了四次會議，共其中我院博士研究生王荊川在第一次會議上分享了以《互嵌式應急治理：基于武漢抗疫實踐的風險共同體建設經驗》為題的一篇論文。以下是博士研究生王荊川發言的主要内容：

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逐步走出疫情陰影、恢複社會秩序的國家。中國抗疫經驗受到廣泛關注，其中基層社區的疫情防控被認為是其成功的關鍵。本文從風險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結合武漢社區疫情防控經驗發現，中國的抗疫成功在于國家與社會相互嵌入、共同參與抗擊疫情、激發最大活力的“互嵌式應急治理”模式。武漢的抗疫實踐是中國政府社會應急治理轉型的一種表現，體現了在現代生活中構建風險共同體的重要性。

回顧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曆程，總結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内的重大社會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對比了疫情初期中國和西方不同的疫情防控模式，指出中國的嚴格防控模式使中國在短期内就恢複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而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疫情早期錯誤地估計了新冠病毒的破壞力和傳染性，未能盡早實現有效控制，最終不得不采用曾被指責為“侵犯人權”的“封城”戰略。至此，中國的抗疫經驗受到了國内外的廣泛關注，而社區網格化被認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回顧了網格化管理/治理在中國的運用曆程，并試圖解釋為何社區網格化能夠幫助中國在疫情初期迅速控制局面。

回顧貝克、盧曼、吉登斯等社會學家的風險社會學觀點，指出COVID-19疫情是21世紀頭20年人類社會經曆的最嚴重的災難之一，給風險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在風險社會中，任何突發的災害風險都不是孤立的現實。風險事件隻要發生，必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面對這樣的挑戰，文軍、王俊秀等中國學者認為，首先應該建立一個應對疫情的風險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概念不僅源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而且與費迪南德·湯尼斯的共同體概念有着密切的聯系。這種共同體的核心是如家一樣的溫暖和相互依存，幫助人們在不确定的現代世界中找到安全感。通過共同體建設，當風險來襲時，高效的制度系統和共同的情感可以使人們團結為一個強大的整體來對抗它。本文嘗試從風險社會學和社會共同體構建的角度，對疫情期間武漢的社區網格化抗疫實踐進行解讀。

通過觀察法和訪談法，梳理了武漢社區網格抗疫實踐，發現這一模式主要是通過整合政府、資本和社會組織三方面力量搭建了一橫一豎兩大安全網，并藉由這一安全網以網格為單位将社區居民緊密聚合在一起，實現了基層抗疫的高效有序。其中，橫向安全網的塑造存在三大基本主體，即社區居委會、物業公司以及業主委員會，三大主體彼此協調互動，在居委會引導和帶動下共同參與社區封閉期間的日常事務管理。這種聯動方式突破了疫情前社區網格化管理被許多學者诟病的“單一主體”，在巨大的風險事件面前引入了社會力量協助政府進行抗疫實踐，實際上是疫情倒逼社會網格化管理向網格化治理的表現。而縱向安全網則意味着黨和政府的力量對橫向排列三個主體實現全覆蓋，保證抗疫實踐活動在黨和政府的有力領導下有序進行，具體表現為黨員幹部在疫情中的廣泛下沉。總體上看，在武漢抗疫實踐中，無論是社區居委會、物業服務公司還是業主委員會都無法單獨應對COVID-19疫情，在上述兩個安全網的架構下，小區的每一位居民都能藉由不同的主體或多或少地參與到抗疫行動中。以縱向網絡為主軸，以橫向網絡為輔軸，武漢把每一個網格都打造成疫情防控的“超級網格”，讓“封城”中既有領導者也有合作者，從而迅速穩定居民。在這個系統中，國家和社會的權力不是單獨作用的，而是相互嵌入的，從而形式“互嵌式應急治理”。

最後博士研究生王荊川做出了結論：

第一，這種互嵌式的應急治理，體現了武漢政府社會治理思維的轉變。通過市場和社會力量的引入，将簡單的“網格管理”向“網格治理”轉變。這一舉措雖然是在疫情緊急狀态下實施的，但實際上為疫情後正常生活中的多元主體社區治理提供了治理工具和思路。

第二，社會共同體建設要超越以往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元論”和“二元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既不是對抗關系，也不是前者對後者的絕對主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權力延伸到社會，社會力量回饋國家是社會治理更加合理的建設方向。

第三，共同體建設應該從道德和情感中汲取力量。應當認識到，支撐中國醫務人員、行政人員、志願者、居民共同奮鬥的，除了資源的有力保障和合理協調，還有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傳統和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一切為了人民”的共産主義革命道德。在與黨和政府的一系列密切互動中，個人在風險中的渺小、無力感等負面情緒可能轉化為蘭德爾柯林斯所說的積極的“情緒能量”，幫助其在群體中尋得認同感與歸屬感。

第四，與西方的一些觀點相反，中國的抗疫舉措并非“反人權”，正是由于“人道主義”下的普遍信任和共同體建設，中國的抗疫實踐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