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3-14日《城市社會學前沿暨學科建設研讨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如期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大學、6774澳门永利等30多個單位的社會學、民族學、城市規劃等相關研究人員50多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分開幕式、主題報告、學術講座和分組讨論四個大部分，13日舉行了三個單元的主題報告，14日舉行六個小組的分組讨論。
目前中國人口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50%，我們未來的城市化進程還将加快。然而，中國的城鎮化究竟會帶來什麼，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道路、機制，由此需要研究。城市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其形成既有芝加哥學派，也有經濟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貢獻，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學，是一種曆史責任。
13日上午，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潘允康研究員做了題為《城市發展模式的回顧與展望》的報告。潘研究員用上海、北京、日本東京、墨西哥城、紐約等城市進行比較，探讨了中國改革30年來城鎮化進展情況，大城市的發展問題。通過讨論大城市夢與大城市病的話題，指出城市環境污染等問題成為顯學、城市要不要攤大餅等問題。接下來潘回顧費孝通的小城鎮理論發展過程，結合中國發展現狀，指出“大城市超先增長”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且，大城市的規模成本比較低，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綜合人均開發成本隻相當于10萬人口的1/6左右。所以，他認為城鎮化方向應該是“發展大城市，以小城鎮為補充”，這将是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科學選擇”。
第二位發言的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馬戎教授，他的演講題目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民族關系演變》。馬戎教授首先引用統計數據講述中國各民族人口的城鎮化水平和發展的不平衡态勢，各個民族城鎮化的水平有明顯差異主要是跟各民族的就業能力與受教育情況有關，文盲率高的城鎮化水平低。因此，跨地區流動的民族差異研究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應當從全國戰略來看民族流動：勞動力遷移與就業會影響民族認同、政治與文化、經濟的影響。各民族之間的封閉性必須打破，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與流動是一個趨勢。
由此，馬戎教授倡議建立一個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各民族相互嵌入，不能以“來得越少越好，走得越快越好”的民族交流态度對待民族問題，同時亟需加強民族知識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三位發言的是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戴建中教授，他的題目是《城鄉一體化中的土地問題——以北京為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允許農村出讓“集體建設用地”。集體經營性用地早已是一個既成的事實，此文件隻是承認其出租、出讓、入股收益和流轉。過去的承包地流轉隻能在本村集體内，現已突破村邊界，但空間分布上的問題在于社會空間區隔非常明顯。比如，一些高等社區，高檔門禁是完全封閉，外來人口和大量的北漂族隻能長年蝸居、當蟻族。由此，各階層的相互隔離對社會是一個威脅，空間隔離是一個社會問題。另外，在房地産商與政府關系的問題上值得注意：最近十年房地産施工、竣工與銷售面積對不上，而且數據差距極大。說明什麼？說明大量的囤積現象存在。
第四位發言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其演講題目是《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政策創新》，王春光從新型城鎮化新在哪兒開始，提出城鎮化不要搞土地财政，不要搞土地城鎮化，要搞人的城鎮化的問題，中央戰略的三億人是不是有交叉？目前一些部門和地方都在推動居住證制度。但這一制度的宗旨是什麼，為什麼不用身份證？而且制度不落實追究誰的責任？具體到城鎮化的形勢，目前超大城市面臨三個難題：一是進來的外來常住人口是否市民化？二是他們能否到中小城市市民化？三是城市是否能夠離開這5259萬人口而正常運轉？全國287個城市，有101個城市屬于人口流入地，其他都是人口流出地。根據衛計委對全國8大城市的調查數據，願意留在城市的流動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54.84%；90%以上的流動人口對城市有歸屬感。總體上講：結論是我們應該順應人口聚集的格局、趨勢，改善城市發展質量，而不是阻礙。
下午的演講分兩個單元，劉成斌副教授作為點評嘉賓對第二單元的論文進行了點評。點評的第一個問題是研究立場或價值導向。研究是不是中立的？同情立場，批判立場？第二個問題是研究方法。現有報告給我們了解相關的案例或現狀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但部分報告的問題意識不突出，研究過程稍顯空泛，目前缺乏具體的問題聚焦。整個論文顯得比較宏觀、抽象。如李老師談到的公共服務購買應有一系列較為嚴格的操作程序、完整的購買評價和監督機制、立法規制健全。怎麼操作？怎麼評估與監督？我們立法的障礙在哪兒？如何克服？再如，張老師的“空間正義”應當有一個指标（參照）體系：達到的是正義，達不到的是不正義。如果是調查，也應該是“驗證”。楊老師的社區組織到底應該如何開展“聯動”，其聯動機制的抓手是什麼，轉折點是什麼，成本與效應等。比如，針對一個具體的問題，犯罪者的社區改造，社區矯正怎麼聯動？
13日晚上，“社會學的強爺”——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做了《如何破解中國城鎮化的難題》講座，李教授提出應該從城鎮化與巨大的農村人口壓力、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就業等核心問題入手，比如，中國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流動性強，農民工短工化——頻繁更換工作，呈現“高頻率流動、水平流動”特征。由此，國家應該鼓勵職業技術“專業技能”而非學曆教育的培訓，推進建立農民工職業協會和行業協會。他們自己了解技術操作的細節。比如，中國雖然号稱世界制造業大國，并不是制造強國——“世界技能競賽獎牌榜”我們我們沒有拿過一個技能競賽獎。這個獎比體育奧運獎更有力量：它表明一個國家的制造水平。2011年中國才第一次參賽。在考慮這些問題的前提下，李教授提出“就地城鎮化與就近城鎮化”兩種模式的比較，他通過對雲南紅河（個開蒙建），四川德陽，河南舞鋼、湖北鄂州、密雲希望小鎮、蔡家窪新村，四川省郫縣安德鎮和安縣桑棗鎮等地的“案例”分析，講解了中國就地城鎮化與就近城鎮化兩條道路的條件、操作辦法及前景。
在14日上午的會議中，劉成斌副教授在第一專題分論壇中做了《村莊改制與集體主義轉型》的報告，村莊改制是政府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過程中“成建制”轉變村莊性質與管理體制的變革，具體内容包括社區形式（農民村莊到市民社區）、産業支撐（農業向工商業）、土地性質（村集體所有轉為國有）、管理體制（由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為股份制）等方面。村莊分配雖然在産權分配方面采取了私有化到個人的主流改革趨勢，但也規定一部分集體資源在産權私有的前提下由村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這一方面保證“村集體”并不随着村莊改制而消解，并使政府在把握改革方向時避免出現兩極分化、貧民窟等制度預期得以實現。另一方面也是村莊共同體在“整建制”轉型過程中社會凝聚力的慣習延續，是村幹部借以保障其權威合法性延續的重要杠杆。因此，村莊改制是為了應市場化需求而生，是為追求競争與經營效率而進行的工具理性（手段）變革，但在分配體制上卻繼承了集體主義的文化基因。
最後，各個分論壇進行了彙總總結，大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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