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下午2：20分，我院第十一期明辨大講堂在大學生活動中心513順利舉行。主講人為著名社會學家、德國海德堡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魯赫特。施魯赫特教授與我院師生分享了他關于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演講《以學術為業（Science as a vocation）》的見解，本次活動由我院鄭作彧老師主持。

在最開始，施魯赫特教授介紹，《以學術為業》這篇演講是韋伯在1917年11月9日所作。韋伯演講時并無手稿，後來發布在報紙上的文章是根據速記員的筆記而成。最終，此篇演講以小冊子的形式在1919年的3月出版。

韋伯發表此篇演講時正是世界局勢動蕩不安的時候，一戰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美國和中國參與進了這場戰争，而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奪得了政權。施魯赫特教授介紹，當時的德國國内政治也分為兩個陣營：期望以吞并其他國家取得勝利的人和期望通過調停最後走向和平的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國大學裡的年輕一代普遍陷入一種低迷的情緒，他們感到非常困惑：在這個時候，成為一名職業人意味着什麼？誰可以在這件事情上給我們一個解答？

因此韋伯希望通過這次演講激勵有志于學術的年輕一代，為其廓清他們将要走的道路。

施魯赫特教授介紹，在演講中，韋伯首先從外部條件入手，将德國和美國的教育體系作為兩種極端的例子進行了比較。他認為當時的德國教育體系正在轉型，由“手藝”轉向“産業”，因此也存在以下特點：一、美國化，即學術生活的官僚化；二、專業化，許多學科開始逐步形成，并且對于很多跨專業研究的學者來說，他們的業餘色彩也開始增強；三、經濟化，國家資本主義開始出現，等級劃分明顯，學術高度分工，年輕學者的生活近乎無産階級的生活。韋伯指出，德國教育體系的轉變給年輕學者帶來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在内在激勵方面，施魯赫特教授直接引用了韋伯的一段話：”The scientist must be able to ‘put on blinkers and get completely caught up in the idea that the fate his soul depends on whether he makes the correct conjectural reading of this, precisely this, passage in this manuscript’ “.韋伯認為，我們需要将學術作為一種天職，即使這種“奇怪的興奮”會被局外人所嘲笑。

接着，韋伯又比較了将科學作為天職與将政治和藝術作為天職的區别。施魯赫特教授介紹，與政治家相比，科學家應該要避免自己有價值判斷，而與藝術家相比，科學家約束于進步的過程。這對科學家來說意味着什麼呢？即科學家所獲得的成就不會永遠持續，而真正的科學家是希望被人超越的。

施魯赫特教授指出，韋伯認為科學也有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活着？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托爾斯泰的回答是：”For a civilized man who is tied to the idea of progress death is no meaningful phenomenon.” 科學的出現（工業革命）打破了以往停滞不動的環形時間，代之以不斷進步的線形時間，同時導緻了個體的消亡失去了自足的意義。正是将現時永遠置于未完成态的“進步”讓文明化了的生活變得空洞和永不滿足。因此韋伯問道，“進步”本身，以及緻力于這種“進步”的學術事業，究竟對我們有何價值可言？

韋伯有一句名言：“科學推動着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未知和神秘的力量，原則上我們可以通過計算知曉一切。但是，這也意味着科學不能回答托爾斯泰的問題“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怎樣活着？”他解釋，現代科學是一個與其他價值領域作鬥争的價值領域之一，而這種鬥争是不可調和的，且現代科學隻是其中的一個價值領域而已。

最後，韋伯得出了一個結論：“在上帝和這些神的鬥争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科學，而是命運。”施魯赫特介紹，韋伯是從巫術性的多神論到倫理性的一神論，再到祛魅的多神論。而韋伯認為現代科學貢獻有限的原因在于，現代科學是基于假設和概念以及理性的實驗之上的，隻能生産出有條有理的、可控制可批判的知識，因此現代科學必須要有責任感，且要更加清明，即對自己更加了解。

施魯赫特教授介紹，《以學術為業》出版後，受到了很多批評。在當時的環境下，大家更需要的是一種價值判斷。他指出，韋伯一百年前提出的三種趨勢：美國化、專業化、經濟化今日已成現實，這三種趨勢的實現也使得小科學走到了大科學。

最後，施魯赫特教授用一句話結束了他的演講：Regardless whether little or big science,it should be great science.（不論學術的工作是細微還是宏闊，皆無損于學術事業偉大的光輝）